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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苏维埃-中国共产党建设苏维埃红色政权的艰辛探索-广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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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悦流泪缅怀吉喆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大革命失敗,中國革命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毛澤東等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成功實踐的基礎上,提出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

「一蘇大會」召開前夕,中國共產黨發表告全國工農勞苦民眾書,指出即將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將一定成為中國工農民主專政在全國範圍內勝利和奠定的先聲,創造中國新社會的序幕」。這個人民政權建立后,彰顯出無限生機和旺盛生命力,同國民黨統治區民不聊生的悲慘景象形成鮮明對照,揭開了黨帶領人民建設國家政權、創造美好生活的序幕,中央蘇區也成為我們黨踐行初心和使命的源頭之一。

中國共產黨建設蘇維埃紅色政權的艱辛探索

中央蘇區紅色政權的建設,加強了對全國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的統一領導指揮。當時,黨領導的十幾塊根據地處於分割狀態,影響了黨中央統一領導和指揮作用的發揮。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成立,加強了黨對全國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的統一領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加強了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全國各地蘇維埃政權的統一領導。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立,統一領導和指揮全國紅軍,特別是中央紅軍。群團組織中央領導機構在瑞金的建立,加強了對全國各蘇維埃區域群團組織的統一領導。紅都瑞金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黨、政、軍、群首腦機關所在地,是全國蘇維埃運動的「大本營」。從那時起,中國共產黨開始作為局部執政的黨,逐步躋身中國歷史的舞台。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作為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實行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分為鄉(市)、區、縣、省和全國共5級。各級蘇維埃代表均由選舉產生,年滿16歲的蘇維埃共和國公民均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工農群眾在黨的領導下直接參加政權管理。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在大會閉會期間,全國蘇維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最高政權機關。「一蘇大會」時,下設九部一局,即外交、軍事、勞動、土地、財政、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等人民委員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后又增設國民經濟部、糧食部、中央臨時最高法庭、中央審計委員會等。積極開展法制建設保障民主,先後頒佈120多部法律、法令,初步建立起具有鮮明階級性和時代特徵的蘇維埃法律體系,並基本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司法組織系統,有效保障了工農群眾的民主權利和有序的政治參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確立的政權,在局部範圍內改變了人民被剝削、被奴役的歷史,孕育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思想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思想。

1931年11月,多次延期的「一蘇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開創了土地革命戰爭新局面,開啟了真正人民政權建設的偉大探索。

面對國民黨殘酷的軍事「圍剿」和嚴密的經濟封鎖,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軍民開展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為反「圍剿」鬥爭準備了較好的群眾基礎和必要的物質條件。組建國民經濟部,統一完善財政稅收政策,建立獨立的金融貨幣體系,不斷加強對經濟建設的領導。堅持以糧為主、發展多種經營,組織群眾開墾荒地、興修水利,推廣先進農業生產技術;隨着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手工業生產有了長足的進步,公營的軍需工廠和廠礦企業也開始建立起來。設置對外貿易機構,採用靈活多樣的方式,將蘇區的鎢砂等銷往白區,再從白區購進食鹽、藥品等急需物資,緩解了軍民生活必需品短缺困難,保障了革命戰爭的需要。蘇區經濟建設,是在極端艱苦的戰爭環境中,黨領導的一項開創性工作,為後來黨在各個歷史時期開展經濟建設提供了重要借鑒。

1933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從葉坪遷到沙洲壩,毛澤東主席也來到沙洲壩辦公和居住,看到當地群眾飲水困難,他帶領當地群眾開挖了一口直徑85厘米、深約5米的水井,人們把這口井叫做「紅井」。圖為當地小學生在紅井旁參觀學習。贛南日報社李傳材/攝

蘇維埃政權是真正廣大民眾的政權。黨和蘇維埃政府積極開展民主政治建設,實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主措施,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選舉。對上杭縣才溪鄉選民在候選人名字下寫上「好」、「不好」、「同意」、「消極」,甚至註上「官僚」字樣的做法,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所有這些,都使民眾對於行使管理國家機關的權利的基本步驟——蘇維埃的選舉,有了完滿的辦法,保證了蘇維埃政權鞏固的基礎」。從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蘇區進行了3次民主選舉,並頒佈了選舉法細則。在選舉中,許多地方參加選舉的人占選民總人數的80%以上,一些地方達到了90%以上。勞苦大眾第一次成為國家的主人,蘇區成為當時中國最民主、最進步的地區。對此,毛澤東盛讚:「蘇維埃政權的民主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實在是歷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發展新時代民主政治,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不斷凝聚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合力;必須堅持依法治國,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充分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合法權益。

為滿足蘇區群眾對社會文化的渴求,黨和蘇維埃政府第一次在農村注入現代政治和社會文化元素,開展了「廢舊立新」的社會改革運動,推動蘇區成為「自由的光明新天地」。開展政治宣傳,創辦《紅色中華》、《鬥爭》等報刊,並通過革命標語、革命歌謠、紅色戲劇等形式,向群眾宣傳革命思想,動員群眾投身革命。開創教育事業,根據地普遍建立了各種夜校、半日制學校、補習學校或識字班。開展婦女解放運動,明確「男女婚姻,以自由為原則」、「實行一夫一妻」等規定,在參政、教育和家庭等方面提高婦女地位,推動樹立社會新風尚。創辦社會保障事業,制定了紅軍優待、撫恤等政策措施。發展衛生體育事業,初步構建了醫療衛生防疫服務體系,普遍建立了紅色體育組織,大大促進了軍民健康。蘇區社會文化建設,使黨深刻認識到要贏得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不僅要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也要盡量滿足群眾的多樣化需求。

原標題:中國共產黨建設中央蘇區紅色政權的探索實踐

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是蘇維埃紅色政權建立和發展的根本保證。1931年11月,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指出,在蘇維埃紅色政權之下,共產黨的任務是「要在正確的階級路線之下領導並組織所有工農群眾來鞏固並發展蘇維埃政權與紅軍,保證黨對政權紅軍及其他武裝組織和群眾組織的絕對的領導作用」。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軍民,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鞏固和發展了根據地,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方面開展了有效實踐。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最根本的是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黨的領導落實到治國理政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

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興,戰爭年代為人民打天下,執政之後為人民治國家。2019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西考察時指出,江西是一片充滿紅色記憶的紅土地,要深刻認識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這片革命熱土上,党進行了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嘗試,孕育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雛形,使陷於苦難深淵的中國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回顧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總結80多年前黨執政為民的實踐經驗,對更好擔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新局面,具有深遠歷史意義和重大現實啟示。

1933年秋,中央蘇區發展到全盛時期,疆域面積約有8.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453萬餘人,下轄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級(后增設贛南省)和60個縣級蘇維埃政府。圖為中央蘇區區域圖。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博物館供圖

「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只有把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建設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通過武裝鬥爭奪取革命勝利,才能實現黨的初心和使命。為了糾正紅軍中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1929年12月,毛澤東主持召開古田會議,提出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解決了紅軍建設的根本性問題。「一蘇大會」后,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加強紅軍中黨組織的建設,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成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紅軍大學等,初步形成紅軍軍政教育體系,提高了紅軍官兵的軍政素質。在武裝鬥爭實踐中,毛澤東等人依靠群眾求勝利,探索了以依託根據地作戰、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實行運動戰等為基本原則的戰略戰術思想,解決了紅軍如何以劣勢兵力和落後裝備去戰勝強大敵人的問題,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靠着這些戰略戰術,紅軍在歷次反「圍剿」鬥爭中,以人民群眾築成的銅牆鐵壁為依靠,打出了「天兵怒氣沖霄漢」、「七百里驅十五日」、「橫掃千軍如卷席」、「四破鐵圍奇中奇」的雄風,令國民黨軍心驚膽寒。

  

在探索建設蘇維埃紅色政權的實踐中,毛澤東開展了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寫下了《反對本本主義》、《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光輝著作,初步形成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群眾路線。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敢於同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和當時黨內「左」、右傾錯誤傾向作鬥爭,開闢了一條中國革命新道路;結合中國革命實際,借鑒蘇聯經驗,在政權構成、經濟制度等方面進行了重大創造,開創性地構建了人民當家作主、婦女解放等一系列維護工農權益的制度和理念;率先高舉抗日旗幟,發表抗日宣言,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隊,吹響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嘹亮號角。所有這些,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敢於邁出關鍵一步的革命首創精神和巨大理論勇氣。毛澤東指出:「黨開闢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黨創造了堅強的武裝部隊,因此也就學會了戰爭的藝術。所有這些,都是黨的重大進步和重大成功。」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央蘇區作為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治國理政試驗田,共產黨人的文韜武略都在這裏試驗過、預演過。我們要從中汲取營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奮力走好新時代長征路。

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銅牆鐵壁。蘇區時期,黨和蘇維埃政府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什麼事情都替群眾想到了,紅色政權因此得到群眾的真心擁護,構築了任何反動勢力都打不破的銅牆鐵壁。蘇區人民義無反顧跟黨走,傾其所有支援革命事業,為紅軍發展壯大、紅色政權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和巨大犧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大底氣,是我們共和國的堅實根基,是我們強黨興國的根本所在。」走好新時代長征路,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注重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解決好群眾的急難事、麻煩事、煩心事,讓人民群眾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必須始終堅持群眾路線,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築起新時代堅不可摧的銅牆鐵壁。

為確保新生的紅色政權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黨和蘇維埃政府深入開展反腐倡廉建設。建立黨內監察制度,負責糾察黨內違反黨章、破壞黨紀及官僚腐敗等問題。加強對政府機構的監督,成立各級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負責監督蘇維埃機關、企業及其工作人員。逐步加強巡視監督,1931年制定《中央巡視條例》。探索創新審計監督,成立中央審計委員會,頒佈黨歷史上第一部審計條例。主動接受群眾監督,廣泛吸收工農群眾組建突擊隊、輕騎隊等,檢查各機關工作情況和幹部作風,並在《紅色中華》等開闢專欄,對腐敗行為和不良風氣進行揭露和批判,深得民心。1934年9月,中央審計委員會發佈總結報告指出,我們「可以誇耀着:只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

2011年11月,習近平同志在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8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在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中,在建立紅色政權、探索革命道路的實踐中,無數革命先輩用鮮血和生命鑄就了以堅定信念、求真務實、一心為民、清正廉潔、艱苦奮鬥、爭創一流、無私奉獻等為主要內涵的蘇區精神。」這一偉大精神,彰顯了蘇區時期的特色和個性,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鏈條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是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的深化與發展,又是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先河和源泉。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江西時強調:「井岡山精神和蘇區精神,承載着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鑄就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革命精神。這些偉大革命精神跨越時空、永不過時,是砥礪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不竭精神動力。」

1930年冬到1931年秋,國民黨對根據地發動了三次大規模「圍剿」,軍事上實行「殺死政策」,經濟上實行「餓死政策」,企圖使根據地「無粒米勺水之接濟,無蚍蜉蚊蟻之通報」。根據地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匹、藥品等日常必需品奇缺。但在廣大群眾的傾力支持下,紅軍採取正確的作戰方針和靈活的戰略戰術,先後粉碎了國民黨軍的三次「圍剿」,使贛南、閩西蘇區連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全國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根據地——中央蘇區,其他根據地也發展到相當規模,使召開全國性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條件具備、時機成熟。

為人民治國理政的偉大試驗踐行了黨的初心和使命

上海建黨,開天闢地;瑞金建政,翻天覆地。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只有10年的情況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開展了為人民打天下、治國家的驚天壯舉,在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國際共運史上譜寫了光輝篇章。美國記者斯諾談到瑞金建政時感慨:在沒有港口,沒有碼頭,沒有鐵路的山林里建立起一個共和國,這是建國中的奇迹!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解決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內容之一。在根據地消滅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進行的最大社會變革。從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和興國縣《土地法》,到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一蘇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令》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宣布「土地歸農民所有,任其出租買賣」政策,千千萬萬的農民獲得了「唯一熱望的土地所有權」,生產積極性高漲,促進了農業生產,改善了農民生活。1930年10月7日,中共贛西南特委向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土地革命后,農民不還租,不還債,不完糧,不納捐稅,工人增加了工資,農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種枷鎖,個個都喜形於色。土地革命的開展,實現了農民最迫切的願望,密切了黨群關係,讓廣大農民感受到共產黨和紅軍是為他們謀利益的,因此發自內心擁護土地革命、擁護共產黨,主動跟着共產黨鬧革命,積极參加紅軍或支援前線,為建立紅色政權奠定了堅實基礎。

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轉戰贛南,由於脫離根據地作戰,缺少地方黨組織接應和群眾配合,處境一度非常困難。首戰大余失利后,再戰平頂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皆失利,二十八團黨代表何挺穎犧牲,朱德妻子伍若蘭被俘,部隊人數銳減,紅四軍處於最危險的困境之中。當時紅軍就深刻認識到,沒有群眾支持寸步難行,並把做群眾工作、爭取群眾支持作為工作前提,要求「打仗的時間、分做群眾工作的時間乃是一與十之比」。毛澤東在興國縣時提出,「每個共產黨員對爭取群眾的觀念,要如和尚念『阿彌陀佛』一樣深刻,隨時都要叨念『爭取群眾』」。黨和蘇維埃政府一切工作都從群眾的角度出發,土地、勞動問題甚至柴米油鹽問題都列入了議事日程。興國縣長岡鄉貧農馬榮海房子失火燒了,鄉蘇維埃政府發動群眾捐錢捐料,3天就幫他蓋起了新房。紅軍家屬劉長秀夏荒缺糧,只能以南瓜野菜吃個半飽,鄉蘇維埃政府及時送了一斗多米幫她渡過難關。當地群眾由衷地說道:「共產黨真正好,什麼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

  

蘇維埃紅色政權道路探索實踐的歷史地位和深遠影響

始終牢記初心使命走好新時代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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